品牌、个人与时代的颜色羁绊

2020-03-23

每一个悠久的品牌,似乎都有它的主色调,这颜色从何而来?

世间种种颜色,有些来自染料,有些源于基因。源于基因的颜色,或美丽,或神秘,且总是恰如其分;源于基因的颜色,往往需要假以时日。

就像花朵的艳丽需要绽放,草木的青翠需要生长,历经岁月磨砺,才得以寻找到自己的本色。人如此,物件如此,有些品牌亦如此。

“大重九”品牌九十八年的历史中,最初的二十七年,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直到一九四九年,“重九”更名为“大重九”,在重新设计包装时,云南纸烟厂(昆明卷烟厂前身)人回溯过往才发现,金色已根植于“大重九”的基因,应为品牌本色。 

故,“大重九”成了今天的样子——菊花叶片拱托的“大重九”字样,盾牌图形托起的“9.9”标志,以及金黄色的主色调。

这颜色,醒目,且恰如其分。

更名

1949年,时代与时代的分割点,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每个人都被种种变化影响着,朝着自己的方向奔跑。

这一年夏天,时任云南纸烟厂总经理苗仲华最惦记的,是一方“纸片”。当时,云南纸烟厂正准备将有着27年历史品牌的“重九”更名为“大重九”,他们要将这款产品,以全新的形象示人。

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原料、工艺以外的种种,烟标也很重要。

云南纸烟厂将此次的烟标设计交给了严濬。严濬学实用美术,毕业后来到昆明,是广告界的代表人物。1942年,还在国立艺专就读的严濬就曾设计过“和平火柴”商标,并被第一届全国美展选中。展出后,作品被选送到苏联展览。

即便如此,苗仲华仍放心不下。一方面,他虽曾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和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就读,但所学的是机械专业,商标设计非他所长;另一方面,当时的云南纸烟厂已困难重重,就任总经理一职,苗仲华是临危受命。而重整“重九”,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对于苗仲华来说,能否改善“重九”包装陈旧、销量下滑的局面,关系到云南纸烟厂的未来。

他知道,在过去的27年里,“重九”历经沉浮,名声在外。可当时,人们说起“重九”这一品牌时,要想在脑海里构筑起一个形象,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自从1922年创牌以来,“重九”的包装多次变化。

“重九”最初的烟标目前已无实物,据说包装上印有光复楼的形象。有一张刊登在《民国日报》金碧日刊版面的广告即为佐证,时间是癸亥年(1923年)3月15日。广告中,烟标的设计图案以五华山“光复楼”为原型。

至于当时烟包的颜色,则无从考究。

有人曾在媒体撰文,称自己2009年在昆明潘家湾发现一张“大重九”海报,并描述“在这张海报的纸装烟标图案正中,由线条描绘的五华山‘光复楼’,在蓝天白云下威仪而严庄。楼顶正中,飘扬着铁血十八星旗。筒装烟标,则采用了洋烟的设计风格,筒身斜佩一条代表荣誉的绶带,左上角是一只展翅雄鹰,右下角用花环图样围着‘九月·九日’”。

该作者还说,整幅海报的底色是明快的黄绿两色,整幅画面的设计水平似乎已超越了它诞生的那个时代,使他一时难以猜出海报诞生的年代。

也就是说,最初“重九”的烟标颇花费了一些心思,这很可能出自庾恩锡的手笔。

在云南历史上,在中国卷烟史上,庾恩锡都能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后人评价其为纵横于政、商、园林艺术三界的杰出人士。他从政时间不长,却曾任云南省水利局长、昆明市长等职;从商,则办过煤矿与茶厂,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云南烟草事业的重要开创人。

当然,也有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庾恩锡应为近代云南园林艺术的开创者,他在园林艺术方面的贡献,更应值得人们称道。除了庾园、磊楼这样精致的园林与建筑艺术,据说庾恩锡曾在圆通山种下7棵美丽的树,是不是樱花树已不可考,但也许他的这一举动,冥冥中开创了圆通山独特的园林胜景。

无论如何,能设计出磊楼这样建筑的人,对美、对自然,有高于常人的认识与追求。所以,如果“重九”的烟标一开始出自庾恩锡的手笔,那么,设计水平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1928年,因为种种原因,庾恩锡创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告停业,旗下的“重九”牌也因此蛰伏,最初的烟标不复存在。

本色

15年后的1943年1月,云南纸烟厂成立,选择“重九”牌香烟作为其当家产品,并进行了商标注册。

在此之后的1943至1949年期间,“重九”烟标的主色调由红变白,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战争年代,缺少油墨。

在1945年的一张报纸上,印有云南纸烟厂更换“重九”商标纸盒的启事:“查本厂出品之‘重九’牌其原用‘红底套色商标’纸盒,近因印刷油墨缺乏,不能继续印制,自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一日起,换用‘白底套色商标’纸盒。此项新制纸盒色彩益加鲜明,弥足珍贵,并无老装新装之分。特此郑重声明,除分别呈请备案外并附件(烟标式样),敬希各界鉴誉此启。”

27年间,“重九”烟标不断变化。作为云南纸烟厂的总经理,苗仲华应当知道这些过往。而站在1949年这个节点上,他当然也希望全新的“大重九”能够涵盖过往、面向未来,无论是品质或是包装。

也许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苗仲华赶到了昆明市弥勒寺村137号,敲开了“新桥画室”的门,他是来看设计稿的。开门的人正是严濬,门里门外,两人相视之间期待以对。

苗仲华期待严濬能够设计出他想要的烟标,严濬期待自己耗时3个昼夜的作品能被苗仲华认可。两人不多话,径直走到了画室的工作台前。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稿。”严濬铺开他的作品,然后对苗仲华讲自己的理念。呈现在苗仲华眼前的设计稿,除了没有上色,在其他细节上,已经无限接近人们如今所熟知的“大重九”烟标。

“盾牌是武装力量的一种体现,表现‘重九’诞生于烽火之中。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盾牌象征的是人民的力量。”严濬说。

苗仲华听完,点头。

“‘大重九’三个字在菊花叶片的烘托下,凸显出庄重和典雅;蓝色绶带上,标明选用原料精致,能突出‘大重九’的特质。”

苗仲华听了,又点头。

至此,“大重九”烟标的形象就基本确定了,可烟标用什么主色调,两人又有讨论。最后的一致意见是——金黄色。一方面,“重九起义”发生在金秋,而且金黄色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颜色相同。在历史上,云南讲武堂为“重九起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军事准备,云南讲武堂的主要成员是“重九起义”的主要策划者、领导者、指挥者,学员是“重九起义”的骨干和主力军。另一方面,金黄色也是“大金元”的颜色。

“重九”更名为“大重九”,在采用了全新的包装和具有革新性的配方后,再次风靡全国。“重九”品牌在创牌27年后,也终于成熟,成长为今天的样子,人们心中“重九”的样子。

自那之后的71年里,人们提到“大重九”,就会想到金黄色。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认同,而是对品牌文化或者品牌精神的认同。

纽带

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各种各样的社区、论坛,便总有人撰文,写“大重九”。相较于写产品,他们更愿意写故事,写情怀。

比如,有人在论坛上写——“大重九”品牌,于红云红河(集团)、中国近现代卷烟史,都是一个厚重的品牌。从某种角度,“大重九”类似一个标本,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很多层面。接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由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串联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段历史大事件。一个特别的品牌,一段特别的岁月。

文中所写的几个关键人物,应当首推庾恩锡及其背后的庾家兄弟。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后世总结的种种,还给当时的国人带去一种情绪。

对于身在云南墨江的庾国清而言,这一年,他的无力感和希望并存。无力,是因为身患重病,自知时日无多;希望,则源于4个儿子。当年重九日,庾国清临终前,将4个儿子叫到身边特意嘱托道:“中国之所以积弱至此者,由于国之不富兵之不强也,非开矿经商不足以致富,非整军经武不足以图强。我死尔,诸子切勿忘乃父之意。”

庾国清的4个儿子中,出名者分别是庾恩荣、庾恩旸和庾恩锡,人称“庾氏三杰”。

有庾氏后人评价几兄弟称,庾国清诸子不忘父训,大哥(庾恩荣)经商并携二弟开矿,二弟不幸早逝,大哥克勤克俭,终成巨商。三弟(庾恩旸)自小读书,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参加同盟会推翻清朝统治,又率军讨伐袁世凯、张勋复辟,以“护国将军”之名留史。四弟(庾恩锡)幼时不喜读书,随长兄经商,独立后另辟蹊径,鼓捣他喜欢的园林建筑,后来也涉足政、商、实业,每做一事,无论成败,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子承父志、长兄为父,兄弟们相互扶持,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终有所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故事,虽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家庭成员,都能有如“庾氏三杰”一般的成就,但所有的家庭,都有如此期盼。

所以,当庾恩锡将产品命名“重九”,将对父亲庾国清和三哥庾恩旸的缅怀蕴含其中,“重九”就是容易被人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在民族危难时,几兄弟或举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或戎装白马献身革命,为国为家,各展所长。其中的故事,无论是在前途未明的20世纪初,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对每一个中国家庭而言,都是一种激励。

方寸之间的一包“大重九”,就这样将民族、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有关“重九”的情绪,通过这样的纽带直达人心,人们理解这种情绪,也能产生共情。这样一来,当他们写到“大重九”,难免赋予其一种史诗感。

也因此,当人们看到它金黄色的主色调时,总会觉得妥帖。

纹章

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而言,“大重九”的金黄色、盾牌与菊花,则有另一层深意。

当初苗仲华认同金黄色,除了对历史的考量,还因为这颜色与“大重九”的原料——优质的“大金元”颜色一致。在这一行业,从某种程度上,原料决定了产品品质的上限。

在1949年的苗仲华心里,“大重九”就应当是品质的象征。到如今,对于红云红河集团人而言,“大重九”不仅是品质的象征,更是民族工业顶尖水平的代表。为此,他们精益求精。

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工艺质量室主任马宁波,目前负责“大重九”的质量。他认为,一直以来,“大重九”的生产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工厂标准,其合格率也都在99%以上。

马宁波讲,在红云红河集团内部,大家公认的是,“大重九”不是一包产品,而是一个工艺品。为此,昆明卷烟厂不断改造“大重九”的生产设备。多年来,设备上增加了很多部件,也让这些设备成了机密。

这是一种工匠级的生产。

实际上,创牌98年来,除了如经历停产等几次沉浮外,“大重九”只要在市场上,就是品质的象征。

品质是象征,也是基础。

论坛上一个吉姓女子讲故事,说自己虽是女孩,但小时候也顽皮。20世纪90年代,她10多岁,喜欢玩“纸大炮”(用捡来的空烟盒叠成),她会把积攒的烟盒一个个拆开、铺平,然后压在床上的凉席下。闲暇时,便把那拆开的一张张烟盒纸拿出来铺在桌子上,高兴地看着。她还将烟盒纸按不同颜色搭配起来,张贴在房间墙上。她说,夜晚的时候,躺在床上静静欣赏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烟盒纸,心里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学会骑单车之后,她在集镇上看到迎面开来的汽车,就会掉转头追着汽车骑。因为“那个年代开得起车的人,抽烟的档次不会太差,有时能捡到与众不同的烟盒”。追了几次,终于捡到了一个空烟盒,那就是“大重九”。她如获至宝,这张烟标,她一存便是30年。

可以想象,在创牌的近百年里,“重九”在人们手里兜兜转转,从轿车里的民国政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再到战壕深处的战士、骑单车的普通女孩……

时光流转、世事流转,方寸之间的“重九”,金黄色的主色调和盾牌、菊花的线条,已是一个纹章,记录着民族的热血、家庭的羁绊、卓然的才华、往日的回忆……

归根结底,“重九”是一个产品,如果产品想要承载上述种种,那么就需要旺盛的生命力。而品质,正是产品生命力的基础。

如今,围绕“大重九”的一切,都是最优配置。比如设备的修理工,其中几人,放眼全国也都是大师级别。参与生产“大重九”的设备操作工,不但技术过硬,人品也要求过硬,因为红云红河集团相信,人品即产品。

这是有必要的,毕竟,“重九”两个字,意义非凡。

如今,人们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在二楼重九展厅众多充满古旧色调的展品中,他们会发现一件藏品——四条漆黑的古木,以“井”字形围成一个展框,框内深灰色的亚麻布底板上,钉着4张烟标。灯光下,烟标映射出耀眼金黄色,正如纹章一般。这,就是“大重九”。

每天,这金黄色也会在红云红河集团的车间里传递。

来源:都市时报
云烟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