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率先改造的新中国烟草业

2020-10-05作者:沙青青

1950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悄然渡过鸭绿江,准备在几天后发动第一次战役,中南海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于繁忙的军务、政务中,等待前方战报的毛泽东,却抽空批阅了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送来的一份关于国内卷烟业发展状况的报告。报告上,毛泽东亲笔批示: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杨立三请示信及毛泽东批示的原件复制品(现藏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批示寥寥数语,却成为新中国卷烟业格局发生巨变的前奏。

毛泽东深知卷烟业对新中国财政税收和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手夹香烟漫步地图前的画面广为人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曾述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至少有60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国内卷烟业发展状况。1950年初,他就曾向杨立三等人“抱怨”国产香烟质量不够好: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但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卷烟业的困境

毛泽东一语道出中国卷烟业的现实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处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国营企业并存的历史过渡时期。

除东北地区外,上海卷烟业作为全国生产销售中心,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减产风波。提及当时情况,私营烟企大东南烟厂经理张春申曾说:“所遭遇的困难和所表现出的混乱,是大同小异的,这困杂和混乱,就全国情形论之,也可说是大同小异的。”从中也能看出上海卷烟业的困境也是全国情景的缩影。

1949年,上海市内共有烟厂112家,有颐中、花旗两家外资企业,国营仅有中华一家,其余皆为私营企业。作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且基础良好的轻工业,新政权非常重视卷烟业的接管工作,为此专门建立烟草接管组。在接管的同时,也希望能继续保持卷烟业的正常发展,但却迎来了事与愿违的行业实态。

1949年头4个月里,上海烟厂总产量为43万箱。5月上海战役爆发后,卷烟产量暴跌。据统计,1949年上海卷烟全部产量仅有84万箱,比1948年骤降了三分之一。到了该年底,原料物资价格继续猛涨,卷烟生产成本高于市价的剪刀差,厂商生产越多亏损越大。算了这笔经济账后,大部分烟草企业都不得不减产降低成本以度时艰。

据中华烟厂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相关部门组织的调查显示,当时上海卷烟企业大致可分为六种情况:能继续生产者36家,无力生产者20家,要求歇业者10家,已迁厂者4家,业已停工者6家,无机器设备或从未开工者10家,其余皆处于半停顿状态。卷烟从业者惊呼:“这是上海卷烟工业前所少见。”当时上海地区单单卷烟工人就有四万之多,烟店打工者至少又是三万,若算上上下游就可能有三四十万人受停工减产的影响。

烟草进出口港口——上海港码头

民国年间,上海香烟向来以“质量好、品类全”闻名,沪烟大都销往全国各地。香烟自19世纪末进入中国后,经过多年经营和推销,吸香烟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皆可享受的大众消费品。而上海则是全国香烟生产最重要的中心,外商如英美烟草公司、华商如南洋兄弟都是上海乃至全国卷烟业的执牛耳者,处于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1934年,为了方便向烟厂征税,南京政府下令所有的机制纸烟厂必须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四个城市。于是,上海在全国卷烟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产量占全国的半壁江山。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到了1949年6月,沪产卷烟在全国销量,从原来每月12万箱骤降至不足6万箱,已下降约一半。销往华北的卷烟量平均降幅达近9成,沪宁地区的销量也减少近半。1950年初,由于当时全国贸易交通的滞塞状态,沪产卷烟在全国市场份额大幅度萎缩。从北京到重庆,全国各大城市的经销商都在抱怨进不到上海的香烟。

解放初期,卷烟税收约占全部货物税的65%至70%。卷烟产业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新政权税收的萎缩。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在中央财经会议上,分管财贸工作的陈云要求华东局:“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

作为全国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卷烟工业的兴衰与全国市场流通、政府财政情况的好坏有密切关联。尽快恢复上海以及全国卷烟工业成了主管部门的当务之急。此外,新政权还希望能够对全国卷烟工业的市场格局、产销制度进行改造与调整,以符合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召开全国会议

1950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食品工业部决定召开全国卷烟工业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尝试通过从业者大会的形式来解决行业整体问题并讨论行业未来走向。收拾卷烟业的“烂摊子”,克服停工减产的困境,是会议亟待解决的难题。

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与会人员合影

7月18日,食品工业部大礼堂,各地烟草企业代表共96人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各区代表中,华北区31人,人数最多;其次为华东区29人。而华东区的代表中,就有21名来自上海——作为全国卷烟生产的中心,上海也成为参会代表最多的省市。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希望参会代表“怀着最高热情来解决目前卷烟工业上存在的问题,这象征着全国卷烟工业的大团结,展开了新中国卷烟工业光明的远景”。

19日至20日各地区代表分别进行情况报告。21日至27日分小组讨论,29日总结报告。在前两天各区汇报中,会议进行得波澜不惊。然而,在随后举行的小组讨论阶段,围绕全国卷烟市场格局与供销机制的改造问题,却爆发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当时,全国卷烟工业正处于“一国两制”的状态,东北地区已开始实施“市场专卖制度”,而关内则保持“自由产销、自由贸易”。在中央主管部门看来,烟草业的自由产销无疑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是当时卷烟工业中“最严重的现象”,且“自由产销”常伴有“生产力过剩”“偷税漏税”等问题。

就在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开幕前夕,政务院刚下达了关于“加强中财委私营企业局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对私营企业和市场秩序的管制。此外,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于是,如何通过计划的方式来有效统辖整个市场,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宋裕和,时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

鉴于全国卷烟行业尤其是上海发生的严重困境,相关主管部门试探在全国推行“东北区烟草专卖制度”的可能性。为了说明专卖制度的优越性,宋裕和特地将东北和上海的卷烟工业进行比较,指出东北地区卷烟工业“从1949年2月至12月十个月中,平均每月销烟7678箱,1950年1月至5月平均每月销烟13648箱,较去年平均数上升77.75%”;而上海卷烟工业“1950年1至4月平均月产35593箱,较去年下降36.53%”。通过对比,宋裕和进一步总结:“前者是从半殖民地经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后正在发展的现象,后者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急速变革中暂时衰退的情况。”同时,食品工业部也将上海卷烟工业的困境归咎于“盲目经营造成了十分畸形臃肿的状态”,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市场和工业结构的重新调整。

会场上的交锋

7月21日,推销组举行正式讨论时,华北区代表率先提出“地区市场划分”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该建议的激烈讨论从推销组蔓延至全会。“地区市场划分”主要是计划在全国各区域实行地区烟草专营,即各地区生产的卷烟制品只得在本地区销售,不得向外地输出。

如1949年2月东北区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后,所生产的卷烟被“限制在东北地区销售,同时限制外区卷烟入境”,当地及中央主管部门均认为如此便可“免去造成竞争市场,而影响生产”。反对该建议的代表多来自中国传统的卷烟生产基地,尤以上海为最。其卷烟制品在全国都有销售,且仍聚集着较多的私营烟企。

据会议代表、上海裕华烟厂协理章拔炯回忆:“当时会上关于可否划分全国销售区域问题,有完全相反的主张。而华北区代表在会上列出的理由、办法等不下十项”;“不过,中南区的广州、郑州等代表,西南地区重庆代表,华东地区的山东、上海代表大致都不赞成划分市场”。章拔炯忆及当时的紧张气氛:争论得相当剧烈,直至会议终,仍旧没有结论,只能留待明日继续讨论。

从国家主管当局的立场出发,“地方市场划分”则被视为实施“全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初始准备阶段。但是,会议上遭到以上海卷烟企业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则似乎出乎有关部门的意料。

由于先前提案遭到激烈反对,华北区代表只得妥协,愿意修改建议的要求,表示“这一次的提议划分区域并不是绝对的市场互不流通,只是各地区行销到外区的卷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制,不能够盲目地倾销,打破了整个的计划性生产”。尽管如此,除华北区、东北区代表外,其余各地区代表仍表示异议,认为此提议有违《共同纲领》中关于“国内贸易自由”的原则,最终还是未能通过。之后,来自华北区的北京代表又提议建立“分区专卖制度”,上海代表马上指出“此案实在有变相地划分市场的嫌疑”,经小组讨论后同样未予通过。

杨立三,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

至此,依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获得广泛共识前,主管部门只得暂缓推行“分区专营”或加强国营烟草企业市场地位的政策。由于“地区市场划分”的提议遭遇普遍反对,7月29日,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杨立三在全国卷烟工业大会总结报告中,放弃了“地区市场划分”的主张,指出“除东北早已成为专卖区外,内地各省市依照市场需要,自由运销并进行合同制、责任制,照税务会议拟定,到其他地区的联营,要经过当地政府批准才得经营”。也提请各企业“注意避免供过于求,造成盲目之竞争”。此外,杨立三还要求“各地卷烟工业均可成立有国营烟厂参加之同业公会”,在这些同业公会中“国营厂代表应起领导作用”。

“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

全国卷烟工作会议之后,外资及民营企业占据行业主流的业态未彻底改变。正当有关部门难以继续推动卷烟专卖制度之时,毛泽东的表态使整个形势逆转,继而又使得卷烟行业的改造急速开始。

会议结束三个月后的1950年11月21日,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向毛泽东呈交部长杨立三关于全国卷烟行业概况的报告。在此前一天毛泽东恰好通过杨尚昆向食品工业部询问国营香烟的质量。于是,在呈上报告的同时,杨立三特别交代宋裕和捎上几条“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的沪产卷烟,请毛泽东试抽。

杨立三在报告中写道:

昨经杨秘书长尚昆同志转奉钧谕嘱,提高纸烟质量并完全用我国文字为标记,除俟制烟工业管理局成立后,作有系统的研究外,查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在质量上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公营烟草公司较好的生产品,现由宋裕和同志送呈几条请试尝之,我已函该公司设法加以提高。

抽了国产“飞马烟”,毛泽东似乎非常满意。于是,他亲笔题写了本文开头的批示。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后,一度僵持的卷烟改造路线有了定论——国营卷烟成为改造方向。不久之后,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喊出了新的广告口号“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

飞马牌香烟包装

一场对外企、私企卷烟业的改造拉开大幕了。

外商烟厂成为第一批改造接管的对象。1951年1月22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委托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龚饮冰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收外商颐中烟厂问题。1950年12月,政务院已批准接受了颐中烟草公司的转让要求。双方随即围绕转让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

时任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当时外资的颐中烟厂已失去在我国垄断烟草供产销的特权地位,经营亏损、资不抵债,资源交给中国经营。”1952年4月2日,颐中最终同意了政府提出的转让契约。

与此同时,政府逐步收紧私营烟厂的原料供应,希望私营烟厂更多地承担原料采购、分配的经济成本。陈云曾指示上海市有关方面:“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陈云,时任中财委主任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条例》第二条明确将“卷烟用纸”纳入国家专卖品范围,并设立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负责各级专卖机构的经营管理。次年1月,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正式成立。至此,烟叶、卷烟纸等卷烟生产最重要的原料皆已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

在掌握原料渠道后,国营卷烟厂开始获得国家更多的政策倾斜。1952年6月2日,轻工业部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上海烟草公司改名为国营上海烟草公司。次月,上海国营烟厂所产卷烟全部由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包销。

1952年,上海卷烟工业公私比重发生逆转。私营企业的产量比重从1951年的72%降至1952年的24%。相较于上海其他工业领域,卷烟工业则成为全市私营企业比例下降最快的行业之一,卷烟行业几乎是在短短一两年间率先迎来了全面改造。截至1954年,上海卷烟工业通过一系列改造、兼并和接收后,全市剩下了23家大型企业,其中国营合营企业为7家,已占上海香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955年底,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悉数被接收或进行了公私合营。

在合营高潮之时,知名民营卷烟企业华成公司的老板陈楚湘投书上海的《新闻报》,谈了他对卷烟业改造的看法:“毛主席提倡实行社会主义,我们响应了号召,提早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希望将来普天同乐。我们适逢其时,生在这个新时代里,真是幸运儿。”

卷烟产量大增

时至1955年,上海外商、私营卷烟企业已走向末路。随着公私合营改造的深入,新中国初期一度陷入低谷的上海卷烟业迅速复苏,在全国重要性亦越来越高。

烟草专卖制度推行后,上海卷烟工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1954年时上海的卷烟产量几乎占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华东军政委员会虽然曾在1950年的报告中认为上海卷烟工业仅需要13826人,然而经过行业改造运动后,上海卷烟业的职工总数却未减反升,甚至超过了1950年的人数,达到了24793人。上海国营卷烟企业实力不断壮大,上海重新成为全国卷烟工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与销售中心。

上海卷烟厂老照片

此时的上海烟厂已摆脱了外国进口原料的限制,烟叶等原料供应不仅来自山东、安徽、江西等传统产地,还有如云南、贵州等新产地供应烟叶。除了倚仗全国各地的原料供应外,上海卷烟“销售市场亦有逐渐依赖全国之趋向”。

1954年时,上海生产的卷烟中仅有12%的卷烟产品是调拨上海本地市场,其余绝大部分均是供给全国市场。同年,上海卷烟企业的产量达140万箱,打破了1948年的历史最高纪录。实际上,从全国情况来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卷烟生产也猛增了66%,生产成本则降低了19%。两者一来一去,卷烟业自然成为全国增长最快、赢利最丰的工业领域之一。

卷烟业的税收成为了新中国不可缺少的财政收入。宋裕和亦说:“卷烟工业过往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今后则应为人民祖国积累资本、增加收入。”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关心卷烟业,缘由亦在此。

毛泽东特别关心卷烟业

1960年代初,为了对烟草工业实行更为集中的管理方式,正式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而市场专卖制度也运作至今。今日烟草行业“政企一体”“烟草专卖”等制度的渊源,皆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段卷烟业改造历程。当年行之有效的改造策略,几十年间影响着国家烟草政策的走向。

来源: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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